2014年，余国明的儿子出生了。
他算了一笔账：等孩子大学毕业，自己已经60多岁。
那几年，人到中年的余国明因为事业、家庭、个人生活的各种大事儿小事儿长期受睡眠障碍困扰，身体也不断出现问题。看过中医、西医，试过针灸，始终没有明显好转。
他第一次认真想过一件事：以这样的身体状态，自己能不能陪着孩子长大。
有人告诉他，也许没有什么药能解决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。
于是，他开始跑步。
最初的愿望其实很简单：把身体练好，活得久一点。
十年后，余国明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。出发前，他安排好了相关事务，也写好了遗书。
一个当初因为害怕身体垮掉、想多陪孩子几年才开始运动的人，为什么最后会主动走向一座存在死亡风险的山？
这件事，余国明可以为自己做决定，但他的妻子没有办法只做一个旁观者。
从第一次马拉松，到百公里越野，再到珠峰，随着他走得越来越远、山越来越高，两个人也不得不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：一个人选择的风险，到底有多少只属于他自己？
余国明自称是一个“厌恶风险”的人。
理工科出身的他习惯研究规则、拆解问题。他没有将跑步当作一项短期的减肥计划，而是把它视为余生必须持续去做的事情：只要还能动，就一直跑下去。
刚开始跑步的几个月并不顺利。身体不断出现不适，有时休息半个月也没有好转。他查资料、研究训练方法，又在一次次疼痛和恢复中重新尝试。
大约八个月后，他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训练体系。跑步第十一个月，他参加了上海马拉松，以3小时19分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全程马拉松。
比赛前一晚，余国明和妻子都没有睡着。
余国明担心的是第二天的比赛。妻子担心的，则是丈夫会不会在路上出事。
“她怕我跑着跑着就挂掉了。”
第二天，余国明站上赛道，妻子也跟着出发。她并不跑步，也没有参赛，只是沿着比赛线路寻找丈夫。为了赶到下一个位置，她不断抄近路，在城市里跟着他跑了接近半程。
余国明跑到哪里，她就尽量跟到哪里。
那时，两个人都还不知道，这只是漫长等待的开始。
跑过几场马拉松后，妻子渐渐发现，丈夫似乎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容易出事。
可余国明很快又开始参加越野赛。
50公里、100公里，比赛离开城市道路，进入山野，有时还要在夜间持续进行。妻子重新开始担心，反复劝他不要去。
余国明那时很难理解她。
他不是没有训练就突然参加百公里比赛，而是从短距离一步一步练上来的。他了解自己的体能，也相信自己的判断。
“我觉得我可以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挺安全的。”
在他看来，只要准备充分、能力足够，风险就是可以控制的。他甚至觉得，家人之所以反对，只是因为不了解这项运动。
妻子拦不住他，后来选择陪他一起去。
2018年，余国明参加了人生第一场百公里越野赛。妻子带着孩子，开车送他来到深圳大鹏。
比赛开始后，余国明进入山里。妻子和孩子留在终点，盯着现场的大屏幕，看他的定位到了哪里。
余国明跑了26个小时。妻子就在终点等了26个小时。
后来再讲起这场比赛，余国明说：“从那次之后，我真的就特别内疚。”
在山里，他至少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状态，还剩多少体力，是否能够继续。留在终点的人却不知道山里发生了什么，只能等待定位更新，等待一个人重新出现。
“我觉得我自己可以，但是她和家人不理解。他们不懂。”余国明说，“可他们其实也一样不能理解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。”
继续参加比赛，意味着妻子还要继续承受这种等待。2019年，余国明暂停了越野赛，只保留马拉松训练。
但他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城市里。
2020年，余国明在一次活动中遇到前同事曹峻。对方邀请他去攀登玉珠峰（海拔6178米），他觉得新鲜，便答应去试一试。
那时，他和妻子对雪山攀登都缺乏了解。余国明把这次行程理解为“去玩玩”，妻子也没有意识到高海拔意味着什么。
到达玉珠峰C1营地前，余国明的状态一直不错。住进营地后，他整晚没有睡着，第二天又因为饮食问题出现腹泻，严重的高原反应随之而来。
那段时间，他甚至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出事。
最终，他完成了登顶并安全下撤。回家后，他没有把严重高反的情况告诉妻子。
后来，华大基因给他做了测序，结果落在最低一档，被判断为“不适宜登山”。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余国明没有再去登山。但玉珠峰上的表现始终让他想不通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在体能不错的情况下，仍然会出现那么严重的问题。
房地产行业发生变化后，他离开了原本熟悉的职业轨道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再次报名攀登慕士塔格峰（海拔7546米，冰川之父）。
这一次，他提前进行高海拔适应，整个攀登过程中的状态也明显好于玉珠峰。信心回来后，他又先后走向卓奥友峰（海拔8201米，世界第六高峰）和珠峰（海拔8848.86米，世界第一高峰）。
“我每一座雪山攀登都是这样的，登完这一座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下一座了。”但过一段时间，他又会想起上一次没有做好的地方，告诉自己：“我再试一次。”余国明说，自己“最后就不小心试到了珠峰”。
山越来越高，他和妻子之间关于风险的争论也重新开始。
玉珠峰之后，余国明对雪山有了很强的敬畏。
每次出发前，他都会提前安排好相关事务，也会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。他知道，在高海拔和极端天气面前，“人定胜天”并不成立。
他尽量把体能训练做到充分，也反复进行心理建设。进入高原后，他要求自己不抱怨行程安排，身体不适时也尽量不与那种感觉对抗。
但这些准备很难让妻子真正放心。
最开始，他处理担心的方式是隐瞒。玉珠峰遭遇严重高反后，他选择不说，“我知道，一个当初参加马拉松都怕我挂掉的人，她怎么能够接受我去攀登雪山？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难。”
但不说并没有让妻子少担心。丈夫一进山，她面对的仍是一段无法确认的空白。后来，山越爬越高，余国明开始试着让妻子看见自己在山上的生活。
攀登卓奥友峰时，每次训练前，他都会提前走到有信号的地方，和妻子视频。聊当天的情况，让她看看四周的风景，再讲一些途中发生的事情。
到了珠峰，他几乎每天都会和妻子联系。
余国明承认，他有时会刻意淡化攀登的困难。他告诉妻子，自己在慕士塔格峰和卓奥友峰的表现很好，也不断强调自己登顶和下撤的速度。
在他的讲述里，卓奥友峰似乎比慕士塔格峰更容易，珠峰又似乎没有卓奥友峰想象中那么难。
他说自己是在“降低她对风险的认知”。
珠峰报名开始后，余国明迟迟没有没有下定决心。
“心理的这种纠结，我夫人一直看得到。”
最后，是她主动开了口。
“老公，你还是报吧。你现在的身体状态、年纪比较轻，尤其又是跟华大珠峰科考队一起去的，肯定比你年纪大了去，安全性要高很多。”
她也知道，即使现在拦住他，许多年后，他很可能还是会去。
“跟你生活了二三十年，太清楚你这个人的个性了。”
在妻子的劝说下，余国明最终报名攀登珠峰。
珠峰攀登期间，妻子患上甲流，连续几天发烧，还要照顾在家的儿子。
通过视频看到她的状态时，余国明十分难受。但他已经到了山上，只能继续按照计划向前。
“我来都来了。”
山上，他要面对缺氧、寒冷和漫长的攀登；山下，妻子带着病照顾孩子，等待他的消息。
余国明坦陈，整个运动生涯里，妻子都为他和家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。
“如果我跟她调个位置，我可能做不到。”
登顶珠峰之后，余国明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圆满。
他参与高原科考和攀登，一部分原因是希望在离开房地产行业后找到新的方向。但从珠峰回来，他发现自己依然没有找到明确的出路。
珠峰可以被登顶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却没有清晰的顶峰。
他尝试低空产业、零损伤运动的公益讲座、线上内容和其他项目。妻子没有阻止他继续尝试，只提出了一条明确的要求：
“你可以各种折腾，但是不能拿家里的钱出来折腾。”
余国明接受了这个条件。
余国明仍然不会停下。妻子也不会因为他的经验和成绩，就完全停止担心。
只是从马拉松到珠峰，两个人终于开始明白，一个人可以选择走进山里，但有些代价，不能留给另一个人独自承担。